這麼近，那麼遠
我們對六四事件的認識停留於印象，也許由於是我們缺乏認識的渠道。我們不能從中國歷史科中讀到這一段歷史，在不少學校，甚至教會亦因政治考慮而較少提及這場血腥屠城(這情況在九七回歸後更明顯)。社會人士談愛國，首先提及的是國旗和國歌，近代史卻幾近封口不提。每日下課後回到家中，新聞報道前的「心繫家國」國歌短片中，你只會看見經常在娛樂版出現的亮晶晶，看見一群DGS和DBS的同學高唱一首經過Remix的國歌。但與歷史有關的，就只有一條萬里長城，還要是一條興建了二千多年的長城(按: 截稿前「心繫家國」的新版本仍未推出)。翻開歷史教科書，課程只觸及至文化大革命與1979年的改革開放。甚麼「六四事件」，是Out of syllabus，從來無人理會。
筆者生於八十年代，成長於九十年代，在後殖民地時期與董建華年代之間，政治是一門陌生的課題。可是，六四改變了自己。在剛升上中學後，在一些偶然的機會接觸了有關六四的活動，對六四事件有了認識。當時，筆者不能相信，一個政府那樣殘暴不仁，用軍事行動的方式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筆者不能相信，政府會使用湯姆彈(又名「開花彈」， 一種射入人體內才引爆的子彈，讓子彈碎片殘留在人體，使被攻擊者不能救活，是國際禁用的軍事武器) 射殺群眾。而當時死難者和參與者的家屬至今仍被當局嚴格監視，人權受到剝削，在六四未被平反下，他們還要生活在六四的傷痛與陰影下，儘管這事已發生了整整十六年!
歷史自有公論?
當然，近年六四事件不時被論述為一件歷史事件，該留待歷史的評價。我想，基督徒(尤其是我們年輕的一群) 對六四是否沒有承擔? 因為這場屠城事件是發生在十六年前，就說歷史自有公論? 這是不負責任，且麻目不仁! 我總不相信屠殺行為是上帝所容忍的。我亦相信世間上甚至在神的律法與道德價值中總有一些道理是永恆不變。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尋找任何一個原因去把中共當年的屠殺行為合理化。例如，我曾不止一次聽見某些同學說：中共政府要管治這樣一個大國家，穩定是很重要的，所以用鎮壓的方法少不免。可是，這種邏輯思維，是把政權穩定壓倒人的價值，難道乎合神的律法嗎?
而且，六四事件真是一件已過去的歷史事件? 在中國大陸，仍然有不少異見人士受監控或囚禁。年初趙紫陽先生逝世後，不少與六四有關的人都希望到趙的故居弔唁，卻遭到政府無理阻撓。如「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丁子霖便不獲當局批准前往弔唁。而另一位異見人士張林，便因到北京悼念趙紫陽而被指「危害國家安全」，並作出扣留。中國內地沙士抗疫英雄蔣彥永在去年三月上書人大要求平反六四，反被驅捕軟禁八個月，至數月前才獲釋。這些例子只是中國踐踏人權和不民主的冰山一角! 六四留下的問題，十六年來都纏繞著我們。在教會裡，我們常說要到內地傳褔音，又或者幫助內地貧困人士。但內地的不民主所帶來的不公義和對生命，對人權的踐踏，卻由於政治考慮和傳統華人教會政教分立觀念所引致的「政治潔僻」，只有個別教會有勇氣去承擔和表態。然而，若然我們只談傳福音的重要性，卻沒有從社會根本問題：缺乏民主，缺乏人權保障著手，只抱著選擇性實踐上帝公義的心態(例如: 對香港的"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一事上一面倒反對，但卻少見教會公開談及中國民主化和香港全民普選等問題)，不但對一群遭中共政府打壓的人民坐視不理，在某程度上亦不盡基督教會的責任。
年青人與六四
六四事件至今十六年矣! 也許我們意識上抱著「那麼遠」的感受。但不幸的是「六四」並沒有因時代改變而得到平反和肯定。時局也許較十六年前稍微開放，但根本性的民主與自由問題沒有變更。年初官方新華社對已逝世的趙紫陽先生評為「曾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但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犯了嚴重錯誤」。十六年前，趙紫陽先生當日在廣場支持學生，在中共眼中至今仍然是「犯了嚴重錯誤」? 香港人近年爭取民主，亦遭人大釋法一錘定音，曾蔭權繼董建華後，即將被「欽點」為新的特首。在現今文明社會中，我們的行政長官居然是由中央領導人握手十一秒(另一說是十四秒?!) 的「祝褔方式」誕生，是多麼的不幸! 作為年青基督徒，我們眼見國家問題所在，是否可以置身事外? 我們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身的一群，亦因基督徒的身份而有實踐上帝褔音的責任。當看見舊約聖經《出埃及記》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把自己的民族從威權統治與危難中拯救出來，又看見八九年一群學生、工人和市民為了中國的貪污和官倒問題，敢於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向政府提出訴求，同時為民主自由流下血淚，我們作為中學生和大專生，應如何為自己的民族前途作出承擔? 至少中國的民主問題、農民問題、貧富懸殊，是值得我們這群十六年後的學生所注視。
沈偉男
預科學生
「六四」時的三歲小孩
預科學生
「六四」時的三歲小孩
寫於2005年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