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轉載自: 2006-06-05, 明報, C12, 論壇, 思潮
在90年代，當全世界都注意到中國正崛起成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時，跟中國大陸只隔着一道羅湖橋的香港，反而後知後覺，不願擺脫跟表哥表姐土親戚保持距離的殖民地「高等華人」心態。到了最近，當中國的經濟奇蹟開始出現非理性亢奮的泡沫勢頭，各地經濟學家開始擔心宏調失敗，經濟硬着陸之際，港人才開始急不及待地尋求與大陸接軌之道，生怕「香港被邊緣化」。
但在焦急地趕上中國奇蹟列車之時，我們正在不知不覺地放棄一些足以確保香港能在中國長遠發展中佔一席位的價值與堅持，自發地跟官方狹窄界定下的「中國國情」統一口徑。對平反六四和中國民主化的追求，也就在這一防止香港被邊緣化的熱潮中被進一步遺忘。 現今大陸欣欣向榮，的確很容易令人覺得忘記六四，沒有什麼大不了。當年有份上街的港人，不少恐怕已默默接受了「沒有六四鎮壓就沒有今天繁榮」的說法。但
事實上，89年的群眾運動被鎮壓，令中國錯失了一次解決掠奪性利益集團坐大、大多數百姓利益被邊緣化等矛盾的機會。這一機會的錯失，對於中國經濟的短期發展，可能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但長遠來說，中國的發展可能要為此付出很大代價。國內外不少經濟學家早已指出，中國經濟在近10年的快速增長中正日益失衡。投資佔中國GDP的比重現正直逼50%，遠遠高過起飛時期的日本和四小龍。這些投資，不少由低效率國企或地方政府利用國營銀行貸款進行的盲目建設。有價無市的樓盤、在產能過剩下注定賠本的鋼廠，以及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等，現在已比目皆是。地方國企和政府能在中共鎮壓機器的強大後盾下任意向農民和小市民圈地，並與國營銀行地方分行結成利益共同體，輕易獲得貸款，更令各地的建設熱火上加油。
03年後中央政府推出連串宏調措施壓制信貸與投資增長，落藥一劑比一劑重，可見在中央領導眼中，形勢真的很嚴峻。但儘管中央猛下重藥，盲目投資和高風險貸款卻仍不斷增長。不單各大城市房地產加速泡沫化，中國今年第一季度的新增信貸額，竟已超過了人民銀行訂下全年目標的一半。多個國際金融機構最近更紛紛指出，中國的國營銀行在多年改革後，風險管理的水平仍遠未達標，呆壞帳再度激增的可能性，不容低估。
中國經濟不受控制地過熱，其中一個原因是地方利益集團的離心力愈來愈強，根本沒有將中央的宏調政策放在眼內，繼續通過催谷投資創造巨大的短期利潤。政治學者裴敏欣的新書《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對此即有極精闢的分析。
他認為
中國的地方黨政精英在改革開放下，在國內外找到官場以外的種種新出路，對上級已失去絕對服從的需要。而89年後的高壓威權體制，則成了他們面對草根反對聲音時的保護罩。這些地方勢力，於是在90年代演變成不用把中央和百姓放在眼裏、無法無天地將個人短期利益凌駕在國家長遠利益之上的土霸王。裴因此將當下的中國政體定性為「去中心的掠奪型國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 隨過度投資外，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也令人憂心。現時美國乃消化中國強勁出口的最大市場，但美國因負債消費而引起的龐大經常帳赤字難以持久，美國經濟通過美元大幅貶值等方式進行調整乃遲早問題。美國市場一旦收縮，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支柱之一的出口業將大受打擊。
早在東亞金融風暴之後，部分亞洲發展銀行甚至世界銀行的專家，已提出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世紀之交已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的致富之路。二戰後日本和四小龍能成功通過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起飛，乃因為當年採取這一策略的國家少之又少，世界市場對廉價工業製品的需求十分巨大。但在80年代後，中國、南亞、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統統有樣學樣，選擇出口導向型發展。結果是廉價工業品在世界市場供過於求，價格和利潤每况愈下。這些專家因此建議發展中國家積極擴大國內市場，改以內部消費拉動經濟發展。
中國領導人當然也深明這一道理。從朱鎔基到溫家寶的國務院，均不斷強調要擴大內需，減低出口依賴。但中國內需的增長率，總是拉不起來，社會消費佔GDP的比重更一直在下降。歸根究柢，內需的形成乃涉及財富分配的政治問題。89年後國內財富在弱勢社群被集體消聲的前提下高速向少數既得利益者集中，佔人口大多數的內陸農村在勉強維持溫飽之餘根本無力消費。就算有能力消費者，亦在公共醫療與福利體制崩解的環境下，寧願將大部分收入存儲起來積穀防饑。在這格局下擴展大眾消費市場，談何容易。 中國經濟這一被地方寡頭集團騎劫的列車，目前雖以舉世觸目的速度前進，但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的失衡格局(金融風暴前夕的東南亞經濟，也曾出現類似徵狀)，難以持續。列車失速乃至脫軌的風險，正在增加。在經濟急速轉型下累積起來的社會矛盾如此之多，就算經濟增長稍降到6%，其可能帶來的社會衝擊，也可能是災難性的。數年前章家敦提出嘩眾取寵的「中國崩潰論」，斷言中國奇蹟必敗無疑，固然是胡說八道。中國享有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優越的人力資源和基礎建設，穩定持續的高速增長，絕對不是沒有可能。關鍵是上述的結構失衡在可見將來到底會縮小還是擴大。
過去經驗表明，要調整這些不平衡，單靠技術性的調控措施，已不足夠。
由於這些不平衡乃源自地方政權橫行無忌和財富分配的嚴重傾斜，要解決這些問題，便得靠深層的制度變革。89年後，中國喪失了發展足以制衡諸侯惡霸的自由媒體與法制，以及足以與社會強勢集團討價還價的獨立工農組織的土壤。香港作為中國最後一片能自由探討這些議題的土地，理應能為中國將來可能出現的制度變革積存思想資源，對國家的長遠發展發揮獨一無二的作用。但若我們甘於在炫目的中國奇蹟面前喪失自我、棄甲曳兵，我們便只好接受香港淪為一個對國家沒有什麼用處的平庸城市的宿命了。
